近日，上海26歲騎手陳思“送外賣三年掙了102萬”一事引發關註。出圈之後，陳思更是直言，平臺12小時時長限制是耽誤自己賺錢、90%的貧窮都是因為懶惰。爆紅之下，必有爭議。有人質疑陳思的真實收入，有人感嘆“想不到外賣員收入如此之高”，不過也有網友表示，“牛是真牛，累也是真累”。
據媒體報道，陳思“3年掙百萬”背後是“曾經一天隻睡3小時”“凌晨5點起床，幹到24時”“三年來都不怎麼休息”。勤勞苦幹是他高收入的底色，天道酬勤是對他的贊賞，但並不代表每一位外賣員都要像他一樣去工作和生活。評論區中，除了羨慕和質疑，也有理性的網友表示，“這事一般人學不了”“工作強度很大，擔心他的健康狀態”等。這說明，陳思的這種苦幹終究隻是孤本，並不具備多大公共價值，因為大多數人無法復刻。
去年，臨沂大學文學院邢斌老師以《2022年冬，我在臨沂城送外賣》講述了自己整整一個月的送外賣經歷，讓大眾看到外賣小哥們的生活切面。據報道，邢老師送了一個多月外賣，一共送了365筆訂單，最終提現4348.34元，而這在當地已經是一個中等收入水平。據統計數據顯示，70%的外賣騎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。收入高的都是長時間工作換來的。
與邢斌老師相比，陳思靠超長的工作時間，成為了行業內的高收入者，但這份高收入並沒有得到大多數網友的認同，類似傳統意義上的激勵型人物在互聯網的生存空間已越發逼仄、甚至引人反感。因為，將孤本變為范例，很容易將一個群體標簽化。這個標簽下，藏有一個“誅心”的邏輯：你收入不如陳思高，是你不努力。就像某主播那句粗暴的論斷：買不起應該反思這幾年努力工作了沒有。
最近，一部叫《煙火人間》的豎屏紀錄片走紅，不少人稱其為中國平民史詩。影片由509個普通人拍下的紀實影像匯成，裡面也講述了外賣員的生活，看著他們與速度競賽，不論四季冷熱，不管白晝黑夜，都在傳遞著一份沉甸甸的“信任”。
這些影像中藏有更真實的群體面貌與人生百態，它打破地域壁壘與信息繭房，讓我們能夠註視生活，觸摸它粗糙的肌理，滾燙的熱度，並從中看到一個個普通的勞動者。在“送外賣三年掙了102萬”背後更多是“被困在算法裡的外賣小哥”，一個陳思無法消除大眾對外賣員的刻板想象與職業焦慮。
除了收入之外，外賣小哥同樣希望獲得職業認同感，感覺自己被需要、很重要。少給他們貼些“標簽”，才能避免情緒化地去評判一個行業。真實反映他們的工作生態與生活現狀，給出更客觀的觀點，帶回理性，用社會關註驅動持續解決深層次的行業問題，保護好這個群體中就業者的權益，方能讓外賣員群體更有獲得感。
每一個外賣小哥都在拼命地奔跑，勞動強度很大，高風險、高負荷。傳統勞動形式要求用人單位為勞動者簽訂勞務合同、購買社會保險、八小時工作制，這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勞動者的保護。但是對於外賣人員這種新興職業來說，目前很多大平臺在規避這種用工成本。比如一些外賣平臺讓外賣送餐員辦理個體工商戶的營業執照，稱是與個體工商戶做生意，從而規避社保。
外賣員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龐大就業群體，若不能確認其勞動關系，保障其基本勞動權益，會影響共享經濟發展。對此，平臺有更多責任和義務。平臺不僅應對外賣送餐員承擔責任，還應對外賣質量承擔責任，不能讓外賣小哥困在投訴裡，以差評機制甩鍋平臺責任，甚至還“賺”了一筆罰金。
另外，有關部門要嚴查監管空白和擦邊球現象。比如，對外賣送餐員的勞動強度進行核定，尋求一個效率、公平的平衡點，不能讓外賣員隻有拼命地出賣時間才能達到高收入。同時，社保部門應加大外賣送餐員群體社保購買情況的檢查力度，對未給外賣送餐員購買社會保險的外賣平臺處以重罰。未來相關法律法規應根據外賣送餐員行業工作的特點進行分類、細化，進一步完善勞動關系認定的標準，同時滿足新業態的勞動關系發展需求和勞動者權益。
當“普通人的故事”被當成一種宣傳標簽，工作在寫字樓裡的“創作者們”絞盡腦汁地幻想著普通人的生活，結果大抵是預設先行，不接地氣。《煙火人間》的片尾寫著“如有雷同，純屬生活”。“3年掙百萬”是勞動的果實，不是宣傳的口號，更不是生活的雞血。社會應該用寬容的態度，正確的職業認知，以及各項法規來保護這群“與時間賽跑”的普通人。
上遊新聞評論員 康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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