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位香港老人回憶:
我1929年出生在山東昌邑，我們那裡是平地，靠種地為生。不過也有不少人上門向外國人推銷刺繡和絲綢的。我舅舅就是干那個的。
我9歲念私塾，抗戰已經開始了。縣城被日本人占着，鄉下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隊伍，分成好多幫兒！
我讀的中學是八路軍辦的，兩個縣合辦。
抗戰勝利，我被選為兒童團長。那是要帶隊去斗人的，我不敢打人，看都不敢，讀完中二就跑了。
舅舅去了香港，1947年2月份他把我帶過去了，途經青島和上海，好多人買不到船票。
在香港，舅舅做絲綢生意行不通，就開了一家山東菜館，我給他做事。廚房打下手，招呼顧客，那時候沒有什麼想法，只要吃飽不餓，過一天算一天，心裡想着說不定哪天又回山東老家了呢。
有不少山東老鄉來吃飯。有一天兩個威海籍的警察來吃飯，說現在警察很缺人，問我想不想干，他們可以給我做擔保人。
我問舅舅，舅舅說趕緊答應，當警察怎麼也比在餐館強啊！
第二天我就去大館找他們，他們（有一位是沙展階層）介紹我考威海衛警察。那天我記得很清楚，1947年6月21號。
通過後，我先領了衣服去執勤。過了兩個月，才去警察學堂受訓。出來後換過好幾個部門。
在大館的時候，一位陳師爺叫我買兩劃，說不用考，升級後每月給他幾十塊錢就行。我不敢，我很煩帶隊抓小販這種事，而且做警目還要會喊操！
我見過有高級警官在巡查時，讓一個帶隊警目發口令操練，那人不會，當場就把兩劃除下，降了一級。
六十年代，我在沖鋒隊時，那幾乎代表着威海衛警察的意思，清一色山東人，一旦發生大事，負責打頭陣。雙十暴動，我們去主要路口封鎖，連續三天三夜吃睡都在馬路上。
六七暴動，葛柏是警司，帶我們一連人去希爾頓酒店維持秩序。那些鬧事的人很兇，投擲石頭瓶子什麼的，不少警察受傷。直到局面失控，上級才讓我們往人群前地面上發射木彈，拘捕暴亂頭目。那天是早上4點出發，沒有東西吃，到晚上才有一些商戶給我們自發送吃的。
我本是1975年退休，又重新被聘用12年，守過三個警署，直到1988年離開警隊。
家人都慶幸我能平安工作41年，我也知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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