魯迅與蘇曼殊朱小平

擁抱世界的港灣連接天下的彩虹

清朝末年，反清革命志士、文學傢和詩僧蘇曼殊，不但與孫中山、廖仲愷、黃興、馮自由、張繼、汪兆銘、蔣百裡、趙聲、居正、陳少白等同盟會元老，及蔣介石、陳果夫等過從甚密，而且和當時學術界、文化界中的名人如章太炎、陳獨秀、柳亞子、章士釗、劉師培、李叔同、黃侃、沈尹默、劉半農等亦有交往。但蘇曼殊曾經與魯迅先生有過交集，卻不太為人所知，筆者試為鉤沉撮要，以期為研究魯迅和文學史者所註意。

魯迅始終對蘇曼殊有好感，並有不少言論談及，堪稱是對研究魯迅本人及蘇曼殊彌足珍貴的史料。蘇曼殊在日本留學時，曾追隨孫中山參與反清活動，但他與魯迅合作欲創辦文學雜志之事，包括柳亞子先生在內研究蘇曼殊的傳記、年譜均語焉不詳。

1902年夏季，魯迅東渡日本留學，曾與幾位友人籌辦《新生》雜志，欲借此陣地鼓吹新文學革命。但可惜後來因“隱去了若幹擔任文字的人，接著又逃去了資本”，遂使此舉流產。魯迅所說的這幾位志同道合者中就有蘇曼殊。（增田涉《魯迅的印象》）

蘇曼殊於1918年病逝，至20世紀30年代，蘇曼殊的遺著紛紛出版，形成了一股“曼殊熱”（魯迅語）。日本學者增田涉在研究魯迅寫作《魯迅的印象》一書時，也對身為革命志士和文學傢的“詩僧”產生濃厚興趣，並得到了魯迅的細致指導。魯迅似乎很贊成他了解和研究蘇曼殊，在1934年9月12日致他的信中風趣地談道：“研究曼殊和尚確比研究《左傳》、《公羊傳》等更饒興味。”在這封信中，他還告訴增田涉：“此地的曼殊熱，最近已略為下降，全集出版後，拾遺之類，未見出現。”（《魯迅全集·書信》，卷13，第598頁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。下引隻註卷數、頁碼）“全集”即指《蘇曼殊全集》，是蘇曼殊老友柳亞子編的，共五集，北新書局於1928年至1929年陸續出版。由此看出魯迅對蘇曼殊著作的出版還是很關註的。

魯迅還曾將他在日本與蘇曼殊交往的舊事告之增田涉。增田涉後來出版回憶錄《魯迅的印象》，在書中記錄了魯迅的回憶：“……他（魯迅）的朋友中有一個古怪的人，一有了錢就喝酒用光，沒有錢就到寺裡老老實實地過活。這期間有了錢，又跑出去把錢化光。與其說是虛無主義，倒應說是頹廢派。”“他是我們要在東京創辦的《新生》雜志的同人之一。”當時增田涉問及此人是誰？魯迅回答：“就是蘇曼殊。”由魯迅對增田涉的介紹可以看出，魯迅應該並不太清楚蘇曼殊是革命志士，研究魯迅其中一個未解之處是，魯迅是否在日本參加了反清秘密團體光復會？似乎迄今仍未有定論。假如設定魯迅參加過光復會，蘇曼殊參加反清革命的時間要比魯迅早。最早在日本成立的反清秘密團體青年會、義勇隊、軍國民教育會，蘇曼殊都是發起人或重要參與者，而且他是經孫中山批準領取固定革命經費的。魯迅大概對蘇曼殊的反清革命經歷是不了解的。魯迅留日學醫，而蘇曼殊留日經歷基本上與反清革命密切相關。蘇曼殊參加留日學生第一個革命團體青年會及拒俄義勇隊，隨黃興練習射擊，以備舉行反清起義。1904年回國後，因保皇派屢屢攻擊孫中山，蘇曼殊義憤填膺，曾準備用手槍刺殺保皇派首領康有為，終被陳少白等勸止。他在長沙參與華興會謀劃武裝起義。黃興在上海召集華興會部分成員秘密會議，決定今後實行暗殺行刺與武裝起義並行的方針，蘇曼殊也參加了。蘇曼殊留日考入振武學校習學陸軍，他加入的反清秘密團體軍國民教育會，其宗旨即是尚武、起義、暗殺。由此可見蘇曼殊是個血脈僨張的革命青年。而魯迅的性格恰與蘇曼殊相距甚遠。筆者曾讀一則史料，印象記得魯迅談過，他幹不來反清暗殺之類，會想起母親雲雲。筆者曾請教魯迅研究專傢黃喬生先生，他認為隻是傳言，無確鑿證據。但魯迅確曾說過他不擅從事具體暴力革命工作的話，而且有文字為證。1925年3月31日，魯迅給許廣平的信說：“希望我做一點什麼事的人，也頗有幾個了，但我自己知道，是不行的。凡做領導的人，一須勇猛，而我看事情太仔細，一仔細，即多疑慮，不易勇往直前，二須不惜用犧牲，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（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的結果），也就不能有大局面。”（《魯迅全集·兩地書》，卷11，第32頁）蘇曼殊性格散漫，不拘小節，飲食無度，生性多情，大概也不適合做反清革命團體的領導人物。許廣平在《魯迅回憶錄手稿本·魯迅的講演與講課》中說魯迅是一個平凡的人，如果走到大街上，絕不會引起人們的註意；但就是這樣一個人，卻是“帶領大傢奔走向前的戰士”。（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）這當然是說魯迅是在革命和思想界“帶領大傢奔走向前”而言。由魯迅對蘇曼殊的評價，可以看出生活行事嚴謹的魯迅，對蘇曼殊的生活方式是不無微詞的。但魯迅與蘇曼殊在日本交往的這段史料，對魯迅和蘇曼殊的傳記年譜，則應是珍貴的補遺。

其實說是微詞，亦不乏調侃之意。總的來看，魯迅對蘇曼殊並無反感。魯迅通日語，能用日文寫作，但他對蘇曼殊精通日語頗為欣賞，1932年5月9日，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說：“曼殊和尚的日語非常好，我以為簡直像日本人一樣。”（《魯迅全集·書信》，卷13，第482頁）蘇曼殊祖籍廣東中山縣，其父於日本經商，故生於日本，其母是日本人，所以日語極嫻熟。可見當年魯迅與蘇曼殊有過交談，所以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蘇曼殊不僅是文學傢、詩人，還是翻譯傢。除日文外，他通曉英、法、梵文，譯著有雨果的《慘世界》（現譯《悲慘世界》，下同）及《拜倫詩選》《英譯燕子箋》等十餘種。魯迅也是翻譯傢，對蘇曼殊的譯著，增田涉的書中未見魯迅對此的詳細評論。魯迅在青年時代是拜倫詩歌的崇拜者，很多年後他還寫《雜憶》一文回憶拜倫對他的影響。但對蘇曼殊的譯拜倫詩，魯迅卻說是“古奧的很”。蘇曼殊譯拜倫詩，用古詩體，又經章太炎為之潤色，讀來確令人有“古奧”之感。魯迅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，蘇曼殊也與章太炎有師友之誼。1910年，蘇曼殊與章太炎、陳獨秀倡議在中國建立梵文圖書館，魯迅師從章太炎學“小學”（文字訓詁），三人不知在日本東京是否有過從？可惜沒有記載。有趣的是，魯迅與蘇曼殊對章太炎的缺點都有過批評，魯迅曾寫《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》，批評“投壺”之類的頹唐之行事；蘇曼殊也曾對章太炎對袁世凱抱有幻想，退出同盟會另組共和黨的“興致”大為不滿。可見“吾愛吾師”，但在直言不諱這一點上，魯、蘇二人是相似的。但據周作人著《關於魯迅二章·魯迅新論》中曾回憶：青年時代的魯迅很喜歡讀蘇曼殊的《慘世界》，也許是這部翻譯作品是蘇曼殊用白話翻譯的緣故。

▲蘇曼殊丹青

魯迅為增田涉輔讀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，時間持續了三個多月。增田涉“幾乎每天到（魯迅）寓齋來”，除專談《中國小說史略》有關問題，“有時也縱談當時文壇的情形”，可以想象談及與蘇曼殊的交往，很可能不止《魯迅的印象》一書中所記的那些。蘇曼殊雖然已於1918年早逝，但當時正是魯迅所稱“曼殊熱”開始盛行之際，包括蘇曼殊的小說、繪畫，尤其蘇曼殊的七言絕句，風靡傳誦膾炙人口。當時能寫舊體詩的名傢如郭沫若、陳獨秀（蘇曼殊曾向他學作詩）、柳亞子、鬱達夫、葉聖陶等，及與蘇曼殊同為南社社員的著名詩傢們，對蘇曼殊的詩都有贊譽和評價。魯迅的舊體詩也是自成一傢的，以魯迅對舊體詩的擅長此道，他應該是對增田涉也有論及的，但增田涉的書中沒有記載，這是很可惜的。

魯迅與蘇曼殊各自從日本歸國後，再無一面之緣。但1928年3月發生的一件事，又將二人聯系到了一起。從開明書店轉來上海法政大學學生馬湘影女士寫給魯迅的一封信，大意是說自從1月10日在杭州孤山分別後，許久沒見面，望魯迅答應與她通信並指導。魯迅復信說自己已近十年沒去過杭州，她見到的“魯迅”絕非本人。後來，馬湘影女士和兩位曾經聽過魯迅講義的同學見訪，三面證明，方知與她見過的“魯迅”實非一人。但她出示了一首“魯迅”在西湖蘇曼殊墓側的題詩：“我來君寂居，喚醒誰氏魂？飄萍山林跡，待到他年隨公去。”落款是“魯迅遊杭吊老友曼殊句”。詩當然不倫不類，與魯迅舊體詩水平不可同日而語。

魯迅後來請青年作傢許欽文去調查，方知假魯迅是當地一個鄉村小學老師，魯迅在致友人信中透露了許欽文的調查結果：“我於是寫信去打聽寓杭的H君，前天得到回信，說確有人見過這樣的一個人，就在城外教書，自說姓周，曾做一本《彷徨》，銷了八萬部，但自己不滿意，不遠將有更好的東西發表雲雲。”魯迅未痛加譴責，為澄清事實隻發表了一篇《在上海的魯迅啟示》，行文不乏幽默，甚至字裡行間略顯同情。由此可見魯迅的寬厚。

我所好奇的是：這位鄉村小學教書者怎知當年魯迅與蘇曼殊有過交往？西湖畔名人墓甚多，他怎麼會單尋覓與魯迅有過交往的蘇曼殊墓旁題詩？當年受魯迅委托去找那位假魯迅調查的是許欽文，他大概不知道魯迅與蘇曼殊的交往，更不會問這個問題。因為他將調查結果寫信告之魯迅，很想知道的是魯迅會如何痛斥行騙者。假若將題詩動機問得再細一些，去請教魯迅，當會有令人感興趣的史料吧？